制造业回流、制造业转移近年来持续成为从国际竞争到产业发展的热门议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认为，我们如何给制造业下定义，正在极大地影响着各国产业政策方向。
作为海外观察学者，赵宏伟一直致力于中日关系以及中日比较研究，发表了多部日文及中英俄文研究中国的专著，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历任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副理事长，（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常务理事、常务编辑委员等。
就在春节之前，赵宏伟推荐《日本经济新闻》讨论软件和制造业关系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我们应该延伸推断出“新制造业”这一概念。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赵宏伟说，关于重新思考制造业价值链的讨论如今在日本学界和媒体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而在他看来，日本半导体业的衰落教训是只重视狭义的硬件制造业，而没有重视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软件制造业的发展，“你听过谷歌、亚马逊、脸书、及安卓等，但你听过有什么日本的全国性、全球性网络公司吗？没有。这就是日本及欧洲在如今面临产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还有几间全国性公司,但还没有全球性的,必须引以为戒。”
在赵宏伟看来，无论是中国和日本当年所遭遇的技术限制“卡脖子”危机都是相似的，“但说到底，被卡的主要不是硬件，而是软件。中美贸易摩擦的最痛点，也是被软件卡脖子。”
20世纪70年代日本决定大规模投入半导体产业，制、研发鼓励、全产业链通吃和优越的产品质量使得日本半导体业很快夺得了世界市场80%的巨大份额。美国对日本施压，最后两国于1986年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必须给美国20%的市场份额。日本确实受到了损失,但此后半导体生产份额跌落到2021年的15%,名落中国；欧盟更是只占3%。赵宏伟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软件产业没成气候。
今天，中国站在了与日本历史上相似的位置。赵宏伟认为，如何作出抉择，关系长期的产业发展。而其中的解局之钥，赵宏伟认为，是需要对制造业进行重新的定义。
“前ITO（离岸信息技术外包）时代,需求直接反应到供给侧硬件生产上；而ITO时代,需求直接体现到为实现需求的软件上,再反应到为实现软件需求的半导体等硬件的创新、革新上。”赵宏伟说，“硬件是根据软件的需求而发展的。半导体等硬件发展永远是追着软件需求跑,这是一个高新产业新定律。例如苹果手机产业链。日本、欧洲没有自国网络,便产生不了不断的软件新需求,不知什么是世界市场最新软件需求,硬件制造业就失去了方向,衰退是必然的。”
赵宏伟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拥有着全球发展最为迅速的网络社会,产生超大软件市场、用户市场规模，这是推动硬件创新的最好土壤。但过去的普遍思维路径是，软件业并不是制造业，而是虚拟经济。这种分法导致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出现了偏差。”
此前一张广为流传的市值比较榜单显示，在2020年时，苹果市值只等于我国5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两年后的2022年，苹果的市值达到了26581亿美元，已经几乎等于我国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
赵宏伟说，“即便是在2020年时，哪怕是阿里、腾讯这样的数字科技产业代表，在苹果、亚马逊市值面前，顶多也就算是中型企业，连大企业都算不上。国内很多意见却认为他们过于庞大，这是非常遗憾的。在如今全球经济体竞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占据优势却放弃优势。”
在过去二十年里，相比全球互联网产业风起云涌，关于日本错失互联网大潮的文章也时常出现，这往往被认为是日本败局的原因。赵宏伟说，“当前所出现的制造业转移、回流发达国家的动向，是决策层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要想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转变并不容易。”
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应对当前所面临的产业链转移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当前认为数据将会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的话，那么，应定义软件业是第一制造业；第二制造业才是硬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当前需要重新认识高新产业发展规律的变化。”赵宏伟说。
赵宏伟：第一个问题，台积电是不是制造业、富士康是不是制造业？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有毫无疑问的共识。但台积电、富士康他们在生产产品时，需求是从哪里来的？产品要设计成什么样子，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由下游需求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硬件是根据软件的需求而发展的。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需求，制造业就失去了方向。
第二个问题，微软是不是制造业？亚马逊云计算这些是不是制造业？对消费者来说，产品就是把消费者的需求变成软件，之后通过硬件实现。要知道，当前是软件决定硬件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制造业需要再定义软件应该是第一制造业，硬件才是第二制造业。
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数据要素的价值,首次要求网络产业发挥引领作用。那么我认为，软件业当然是第一制造业。
赵宏伟：我想许多人都记得，在2013年前后，任正非曾经提出过华为到了关键时刻、华为进入了无人区的提法。这一判断，展现了这位卓越企业家的战略远见。
过去我们经济发展一直是跟着前人的脚印一步步迈。前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并不需要动脑子，跟着跑、去赶超就对了；比如中国现在能够做比日本更好的电视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下一步，脚往哪个方向迈？特别是在数据AI大发展的新疆域里，一步迈错，可能就意味着一个企业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而这种生死存亡，将不仅仅是企业的。产业政策的导向也会对产业未来的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进入了无人区，那么产业政策也势必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现在能够看到，中国正在作出一系列积极的选择。比如东数西算工程，就充分证明算法被认为是国家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也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第一制造业。
站在这个角度，当前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不应该占到一些网络社会发展优势却自限、放弃优势。特别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需要重新认识高新产业发展规律的变化。
从全球数字经济巨头的排名来看，排在榜单最前列的毫无疑问都是民营企业。中国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竞争极为激烈且不确定性极强的无人区市场，需要对民间需求快速反应、抢先、跟进,不惜“七败八起”(日语)。在这种市场领域，国有企业受限于国有资产保值等多种因素，龙8long8中国是不利于抢占先机、抢占优势的。
我并不是否认国有企业的价值。对于那些基干产业，比如铁路、电网等等，这些应当由国企
但在秒变的市场需求端，还是需要民企打头阵。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兴跟华为相比，为什么中兴没有率先进入无人区？所以我说，国有企业有他的使命，民营企业同样有他的使命。
当下需要调整思路民企不仅仅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民企是高新产业的主力军。打击了民企，就是打击ITO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此前一份披露的企业研发投入榜单显示，民企是中国研发创新动力意愿最强的企业板块，中国14家最大民企，其研发支出占公司营收的8%以上，而国企方面中石油只有0.9%、中石化只有0.4%，国企创新做得最好的上汽集团和中车集团也分别只有2.7%和5.9%。目前，研发支出投入能够赶上西方高新企业的只有中国高新民企。
中国的研发创新正在靠民营企业往前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民企企业，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将落后到日本之下。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所面对的情况，和日本当年面临的打压很类似。日本制造业产业发展能给我们当下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赵宏伟：或许在很多方面日本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镜鉴，但我认为，数字经济产业和新能源这两大发展方向上，日本没有经验只有教训。
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在过去是日本经济最为骄傲的名片。当然，现在丰田汽车依然是全球销量最高的汽车公司，但在新能源这一新赛道上，日本汽车企业崭露头角的并不多。汽车业是非常典型的日本兴衰的标尺：日本在第二制造业上做到了极致，却忽略了第一制造业的作用。
当前商学院提到的很多丰田精益生产、管理结构等等，我认为都是在第二制造业上的优化，这也是中国企业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在管理和效率的提升上，日本企业做的非常好。
但是，在第一制造业也就是软件领域，必须承认日本的建树并不算多,这方面更值得学习的是美国。我看到现在日本产业界学界都出现了很多的反思，但是日本政府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并实现转向，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