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long8国际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形势，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必须深入研判今后一个时期内外环境的变化，这是研究制定“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和路径的重要前提。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量子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
人工智能成为引领颠覆性创新的核心领域。从ChatGPT到Sora再到ChatGPT-4o，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推动形成生产率增长的新浪潮。
量子科技催生技术范式变革和创新。量子计算超越传统计算极限，为人工智能、资源勘探、药物研发、密码分析等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更为强大的工具。量子通信具有极强的抗干扰和隐蔽性能，成为推动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量子测量在微弱电磁信号检测、绝对重力与重力梯度测量和软硬目标探测识别等领域为众多行业赋能。
生命科学拓展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发展空间。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催生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脑机接口技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无创的直接连接并实现实时信息交换，呈现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
大国对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砌筑 “小院高墙”，扩大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甚至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联合西方盟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及软件对华出口，并以人工智能为战略制高点对我国进行降维式打击。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以往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的特征，转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加之拥有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原有的竞争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迫切要求大国间加强合作，防范其在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权益、制造安全隐患、加大“智能鸿沟”等方面的风险。
在经历了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全球性通胀的冲击后，全球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增长仍然乏力。从中长期看，受人口老龄化、债务持续攀升、收入分配失衡、生产率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内全球经济增速都将保持在3%左右，不仅低于疫情前2010— 2019年3.8%的年均增速，更是明显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2001 —2007年4.4%的年均增速。从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正在由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转向 “三高一低”，即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和较低增长的格局。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将加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G7国家占全球份额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整体实力增强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到2035年，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
全球增长格局变化，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加速崛起，为我国加强与“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继续拓展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2023年6月全面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通过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跨境物流便捷等效应，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东亚产业和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和占全球份额的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位势将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和边际影响将持续增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将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挑战。美国、欧盟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相继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可能继续对中国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以弱化和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于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考虑，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变化客观上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带来新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以成本、效率为主导转向以安全、稳定为主导。为了降低本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基础产品和技术所面临的断供风险，一些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引导跨国企业主动调整战略、分散投资，推进能源矿产等来源地和运输通道多元化。美国联合西方盟国以“去风险” 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拜登政府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半导体材料、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工具、人工智能芯片等实施严格出口管制，并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紊乱，加剧全球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承接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压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我国既面临严峻挑战，也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拓展空间。受益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为我国发挥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创造了条件。从供给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正在从中低端加工制造基地转向中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上升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将增强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对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从需求看，我国对外部商品和服务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已经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将更加紧密。从结构看，我国与发达国家水平分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加强，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份额相对提升。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和“在岸化”，推进“友岸外包”和产业回迁，实施“中国+N” 战略，也将使我国面临更多挑战。
我国工业发展经历了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过程，正处在由大变强、爬坡过坎的关键期，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迫切要求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产业基础能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新型工业化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新型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工业制造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加快，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
工业制造规模持续扩大。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第一信息通信产品生产大国、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大国。202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1.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重30%左右，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加快。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5.7%、33.6%。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明显加快。截至2023年年底，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2.9%，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0.1%，工业互联网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人工智能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421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加快发展，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布局建设30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78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科技创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驱动作用增强。部分重点领域取得一批创新成果，国产大飞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交付使用，中国空间站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北斗导航商业化应用规模扩大，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新能源发电装机量、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国际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
工业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企业是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国有企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46.3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557家，一批制造业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
我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产业体系整体上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不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短板弱项，必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业基础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实现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但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不足，迫切要求加强原创能力建设，推动引领性原创性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加强产业基础能力。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但基础产品仍是短板弱项，迫切要求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事关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提升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质量和竞争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量质齐升，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加快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向纵深推进，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拓展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仍有很大空间，迫切要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工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近年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明显增强，但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由于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较为薄弱，随着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国大搞“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并联合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出口管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大，迫切要求瞄准制造业产业链薄弱环节，多措并举强链、延链、补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使命，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我国工业发展由要素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转变，推动新型工业化在质的提升上实现新突破。
产业科技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以产业科技创新为核心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创新战略、路径和政策上要有新思路新举措。
首先，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追赶为主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产业科技进步路径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跟随在发达国家后面追赶的模式，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成本和风险，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难以实现对先进技术的超越。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难以像过去那样依靠跟随追赶加快科技进步，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虽然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系统性超越能力，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还难以取得全面领先优势，但有能力有条件在部分既有较好科技基础又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构建局部领先优势，不仅是形成非对称反制的重要条件，也是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其次，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集成创新转向加强中间品创新。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中间品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不同于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中间品的科技含量高，产品迭代快，产业生态复杂，隐含更多的隐性知识，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创新难度比终端产品更大更复杂。因此，要强化中间品的科技创新，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中间品创新体系，健全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组织模式，推动中间品创新取得新突破。
最后，在创新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加强中间品创新，都特别需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只有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基础。随着新科技革命下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需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推进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提高基础研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以基础研究突破来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
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薄弱领域，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增强产业基础能力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依托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组织体系，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科技领军型企业核心作用，支持企业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提炼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建设一批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推进关键技术攻关、迭代应用、生态培育的体系化建设，提升基础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鼓励企业使用自主创新产品并提出改善产品的意见，为自主创新产品工程化产业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应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发推广符合中小企业需求、高性价比的数字化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突破算力、算法、数据等底层技术，推动人工智能全行业全链条赋能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针对行业特点进行精准训练，开发行业性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供应链建设，推动装备、软件、网络等创新突破，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推进智能制造取得新进展。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和交叉融合，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下一代互联网、6G、生物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同台竞争，完善科技成果孵化支持，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赢得未来产业的先发优势。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战略方向，加快钢铁、石化、建材、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网络、经营管理等全链条多元化应用，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打造更多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强ESG标准体系建设，构建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制造业关联性强、价值链长、带动力大，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全局性影响。要瞄准制造业产业链薄弱环节，多措并举强链、延链、补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科技创新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关键作用，推动工艺创新、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加强标准体系建设，结合技术创新与标准研制，以更高标准引领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制造业价值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旨在突破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堵点和断点，促进科技同产业对接、资金同需求对接，营造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生态。从科技与金融循环看，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不完全匹配。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追求稳定收益，科技企业需要“长钱” 而金融机构倾向于给“短钱”，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 “小钱” 而金融机构习惯于给“大钱”，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 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抵押融资。要构建适应产业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广度和精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