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头号玩家核心结论：①我国于2021年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人口数量多、老年抚养比高、未备先老、未富先老是突出特征。②从国际经验看，技术及资本要素投入可以部分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我国具备增加技术、人力资本投入的基础。③随着老龄化加速演进，关注老年人消费带动的养老产业、技术要素驱动的科技产业以及社会心态老化相关的产业机遇。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及趋势预测。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于2021年正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寿命延长、少子化趋势及两次婴儿潮集中到达或是老龄化加深的主要原因。对比其他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具备老龄化进程快、人口绝对数量大、老年抚养比高、未富先老的突出特征。展望未来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结合第三方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测算，预计我国将于2030-2035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本世纪中期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随后老龄化速度可能再次加速攀升，直至2080-2085年前后老龄化程度逐步稳定甚至开始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而拖缓经济增速。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技术、人力等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突显，其他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能一定程度上抵消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速的冲击，老龄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速放缓程度也因此不同。其中丹麦、美国主要受益于技术要素投入明显增加，新加坡、韩国受益于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回观我国，近年来我国技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或能使我国在老龄化背景下维持增长韧性。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机遇。首先，关注老年人消费需求带动的养老产业。一方面，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需求提升，相关板块或迎来腾飞机遇。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医疗需求相应增长，关注慢病用药。其次，重视技术要素驱动的科技相关产业。在人力成本抬升背景下，其他要素投入或迎来增长。具体关注：一是工业自动化或替代人类劳动，二是政策扶持与技术变革双轮驱动下的科技制造，重视AIPC、自动驾驶以及算力需求爆发下上游半导体的国产替代。最后，关注社会心态老化的相关产业发展。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压力上升，精神寄托类消费需求提升，重视文娱板块相关机会。从日本经验看，“性价比”或成为日常消费的核心需求。我国消费也有向高性价比转变的趋势，消费行业具备结构性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老龄化发展趋势好于预期，养老政策发展不及预期，养老产业建设不及预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当前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截至2023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2.2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5.4%，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相比其他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有何特征？借鉴海外经验，如何动态思考我国老龄化面临机遇与挑战，哪些产业机会值得关注？本文就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党中央对于老龄化问题的重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峻程度，老龄社会正加速到来。下文将主要分析我国老龄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并进一步预测我国老龄化走势。
我国已于2021年正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按照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及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表示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表示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20%，表示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0%，标志我国最早已于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1.1%/15.4%，超过国际通行标准的20%/14%，正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寿命延长、少子化趋势及婴儿潮集中到达或是老龄化加深的主要原因。根据联合国标准，我国最早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背后原因可能有三：①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我国预期寿命已由2000年的71.4岁提升至2020年的77.9岁，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带动老年群体数量扩大，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②少子化趋势下老年人口比例被动提升。受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二胎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近年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总和生育率仅1.18人，少子化趋势在分母端减少了总人口的增长，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③两次婴儿潮集中到达推动老年人口快速上升。建国以来我国共发生过三次婴儿潮，前两次婴儿潮分别发生于1949-1957年、1962-1971年。由于这两批人口将在2010-2030年间逐渐步入老年，因此短期内我国老年人口或快速增长。若观察我国人口结构金字塔，也可以看出我国有一批人口集中进入老年阶段，人口金字塔整体呈现中间宽两头窄的“纺锤型”。
相比世界上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具备老龄化进程快、人口绝对数量大、老年抚养比高、未富先老的突出特征。具体而言：
第一，我国老龄化进程相对较快，出现“未备先老”的问题。由于少子化、婴儿潮到龄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快速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2023年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由7.0%升至15.4%，快于高收入国家（由13.6%升至19.3%），也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由6.9%升至10.0%）。由于老龄化进程发展较快，目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存在思想准备不足、制度供给不足、服务供给不足、保障结构失衡等一系列“未备先老”问题。
第二，我国绝对人口数量大，老年产业基础相对较为薄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23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约2.0亿人，约占全球老龄人口比重的25.0%。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在老龄化程度相当的情况下将对应更多的老龄人口。根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叶甚至更长时间，我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对于老年相关产业供给量压力较大，养老、医疗等老年相关产业亟需进一步发展。
第三，老年抚养比持续提高，养老保险体系运行承压。根据国家统计局，截至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1.8%。至本世纪中叶，随着第三次婴儿潮迈入老年，叠加生育率下行及预期寿命提高等因素，老年抚养比预计进一步抬升。据OECD预测，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44%，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42%。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老年抚养比上升或致资金兑付压力，据社科院预测，基本养老保险结余将于2027年达峰，养老金给付或带来财政压力。
第四，我国进入重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偏低，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若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我国进入重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为11223美元，不及美国的55675美元（2014年）、韩国31059美元（2018年）、日本29467美元（1994年）、英国21098美元（1975年）、德国19122美元（1972年）。“未富先老”意味着我国进入老龄化时的社会及个人财富积累相对不足，可能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还可能会对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前文提到，我国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呈现出老龄化进程快、老年抚养比高等特征，后续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可能如何演绎？下文将结合第三方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测算，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预测。
联合国、育娲人口预计我国将于2032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于2033年进入超级老龄化，2085年老龄化程度达峰。根据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在中等生育率假设条件下：我国至2032年前后老龄人口占比预计超20%，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2035-2050年老龄化进程相对放缓，进入本世纪后期老龄化进程再次加速，在2085年前后达到48%的峰值，随后老龄化率逐步下降。育娲人口预测我国老龄化持续加深，至2100年老龄人口占比约49%。育娲人口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对未来生育率作出了高、中、低三种假设，分别假设到2028年我国生育率变动至1.4/1.1/0.8之后保持，同时人均预期寿命缓慢增长。报告结果显示，预计我国将在2032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在2060-2070年短暂放缓后再次加速，2085年前后老龄人口占比逐渐稳定，在高/中/低三种生育率假设下，至2100年老龄人口占比分别约41%/49%/59%。
队列要素模型显示2032年步入超级老龄化，2084年老龄化程度达峰。我们还通过队列要素法测算了我国的老龄化走势，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用前一年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及死亡率/存活率、出生率计算得到次年分年龄段存活人口数、新出生人口数，两者加总得到总人口数。基于上述方法，我们选择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作为基期，假设出生率保持与近年持平的6.5‰，并分别假设死亡率保持七普水平或相较七普水平线性下降，最终结果显示：若假设死亡率不变，我国预计于2032年进入“超级老龄化”，本世纪中期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但随后再度上升，老龄化率于2084年达到41%左右的峰值后开始回落；假设死亡率缓慢下降的结果与前述基本相同，我国预计于2031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2085年老龄人口占比达峰至44%。
整体来看，第三方研究与我们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预计我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普遍在2030-2035年，本世纪中期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但随后老龄化率可能再次加速攀升，直到2080-2085年前后老龄化程度逐步稳定甚至开始下降。
上文指出我国预计于2030-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增长是否可能受到影响？下文将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经济发展情况，吸收海外应对老龄化的成功经验，动态思考我国老龄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老龄化加剧或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及劳动供给下降，继而影响经济增速。理论层面来看，学术研究证明老龄化加剧通常伴随经济增速下滑。比如，呼倩（2021）利用1960-2019年17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实践角度来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各国人均不变价GDP增速确实出现减缓。例如日本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的人均GDP增速为4.7%/0.7%（1994年），德国为3.4%/1.7%（1972年），丹麦为3.1%/1.5%（1978年），美国2.0%/1.5%（2014年）。
无论理论或是实践均表明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速放缓，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业界均有较多相关研究，Maestas & Mullen & Powell（2016）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影响经济增速，呼倩（2021）认为老龄化可以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年轻人的储蓄、改变消费结构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高盛的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等途径减缓经济增速。综合来看，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能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力供给、挤出投资等路径影响经济增速，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速及劳动供给下降或是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老龄化或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按照自然规律，随着年龄增长，劳动者体力、智力和认知能力逐渐下降，反映到群体中则表现为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Maestas & Mullen & Powell（2016）以及Aiyar（2016）在研究报告中论证了上述观点，他们分别利用美国、欧洲等地区数据发现了老龄化能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若用最新数据进一步验证，若以GDP/全部就业人数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们发现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现象，例如日本在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前/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为4.4%/0.6%，美国为1.6%/1.3%。
老龄化程度加深还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群绝对数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其他年龄组相对数量的减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时报》中提到：“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Hansen et.（2023）的研究也发现，约在超过45岁后，个人的劳动供给随年龄上升而下降。此外，我们测算的数据也表明过高的老龄化程度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各国潜在劳动供给，结果显示随着老龄化率增长，各国潜在劳动供给往往先升后降，即使不同国家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对应的老龄化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前文提出老龄化背景下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但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不尽相同。具体而言，丹麦等北欧国家、美国以及新加坡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仍然维持较高经济增速，而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技术、人力等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凸显。若其他生产要素投入提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抵消部分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丹麦、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就是典型案例。
丹麦、美国在老龄化过程中经济增速相对较高，背后是技术要素投入明显增加。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在丹麦、德国、美国等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的国家，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相对较轻。制造业技术含量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产过程中技术要素的投入情况，数据显示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部分经济增速放缓不显著的国家如德国、丹麦的制造业出现明显升级，2000-2021年期间德国中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53.9%升至60.6%，丹麦更是由38.3%升至56.7%。此外，再观察美国的例子，美国人均GDP增速在老龄化过程中仍然维持较高增速，主要原因或是其在1980年以来通过一系列宏观、产业、金融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在信息技术产业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使美国经济增长逐渐转为技术驱动。截至2023年，美国信息业增加值升至15981亿美元，信息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3.9%升至2023年的5.4%，这也体现出技术要素投入增加对于抑制“老龄化程度加深-经济增长减缓”传导链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经济增速也相对较高，或源于人力资本投入增加。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市场供需两侧都会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从需求端出发，高技术产业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与之匹配；从供给端出发，年轻人加大教育投资的意愿也将改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强育质量有助于减轻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速的影响。比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且人力资本投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2000年以来两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一直较高世界前列水平，2022年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韩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11.9年、12.6年，高于世界均值水平8.7年；另一方面，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人力资本指数可以量化当期一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培育的综合投入水平，其中新加坡、韩国分别位列第一、第三，显示出两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与人力资本发展潜力。
正如上文所示，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偏低，目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积极变化已在逐步显现，我国技术资本投入正持续提升，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程度亦与日俱增。
我国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升，已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借鉴美国、丹麦等国家的经验，技术要素投入增加有助于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近年来我国已在逐步加大技术资本要素投入，当前我国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已具备一定基础：①技术发展方面，我国科创能力明显提升。根据WIPO，2022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超过法国，位于全球第11位，与2012年相比一共跃升了23位。②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我国工程师红利正在积累。若以2020年比例推算，预计2023年STEM专业毕业生数将超过700万，工程师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将逐渐显现。③政策支持方面，我国已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我国人力资本投入重视程度在提升，具备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经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在老龄化背景下年轻人将提高储蓄以应对将来的养老支出，增加的储蓄投入经济生产活动可以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然而中国储蓄率已经处于较高位，单纯依靠储蓄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不适用于中国。参考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做法，我国或能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彭希哲等在《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中指出，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核心是由人力资本不断深化而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这种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部分抵消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来看，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已初具现实基础。首先，我国教育事业深化发展带来教育人力资本深化。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5.9年升至2022年的8.1年。此外，我国老年人口的人口素质也在提升，我国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高知老年人口的数量已从五普的13.4万人上升至七普的71.4万人。其次，我国健康事业持续完善带来健康人力资本深化。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2021年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提升至78.2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最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为实现由教育、健康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IFR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由2011年的10台/万人快速提升至2022年的392台/万人，这有助于减少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冲击、提高生产效率。在教育、健康、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已初具雏形，对比七普和六普数据，可以发现七普中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比重明显提升，年长劳动人口潜能得到初步释放。
8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挖掘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潜力”。前文主要从总量视角出发，探讨了老龄化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差异。换个视角看，在老龄化背景下，哪些行业可能更易受到影响，哪些产业机会值得关注？下文将详细分析上述问题。
养老服务：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需求提升，相关板块或迎来腾飞机遇。前文指出，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经济增速或将放缓，而老年人口作为经历过前期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群体，其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或相对更小。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2018年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中青群体明显更高。随着未来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我们认为，老年群体直接消费需求将有较大增长空间。
“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或成养老主流模式，相关产业迎发展机遇。我国养老呈“9073”格局，约97%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或依托社区养老，2018年以来社区养老机构数量稳步增长。然而目前很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仅提供简单的身体检查和文娱活动，内容相对单一，无法满足多样的养老需求。借鉴日本经验，其居家养老模式提供的服务种类多且细致，例如为满足重症患者等老年人的高度医疗需求提供“定期巡回·按需对应型”上门介护服务等。针对目前我国居家及社区养老存在的短板，政策陆续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1年）提出“扩大老年助餐服务”、“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社区餐饮方面，近年社区食堂等餐饮服务模式逐渐兴起，部分食堂还推出助老送餐服务，社区食堂等团餐模式占餐饮市场的份额逐步上升，政策支持下未来社区餐饮行业有望继续发展。
前沿科技渗透或打开更多养老服务场景，科技养老有望带来居家养老新范式。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大语言模型、AI等前沿技术在老年用品领域的应用范围正不断扩大，以养老监护设备、服务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正被广泛应用于更多的养老场景中。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报告，预计24年我国智慧养老市场整体规模达11.4万亿元。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增长，对老年陪伴、康复等服务的需求亦在同步增加，预计智慧养老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智慧养老模式能够突破传统服务模式局限，带来新的养老服务商业模式。通过搭建平台将老年人与服务终端集成在一个系统中，实时满足不同老年人在生活照护、医疗护理、日常关怀、社交娱乐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大大提升居家养老的效率，实现“包对点”的服务模式。
重视政策支持及海外模式借鉴背景下的机构适老化产业机遇。当前我国养老院等机构养老存在供需失衡的问题，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截至22年底，我国有失能及半失能老人约4400万人，这部分人由于缺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进入机构以获得充分照护。但目前我国可用于照护失能老人的护理型床位不足285万张，且近年来床位增长缓慢，数量上难以满足需求。此外，养老机构床位还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超55%。目前已有多项政策出台引导增加护理型床位供给，比如《“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到2025年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55%。针对我国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或可借鉴美国CCRC模式，将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融合，通过打造养老社区来解决机构养老供需错配的弊病。在此过程中，养老院、医疗辅助器械、康复器械、检测仪器等适老化改造机会值得关注。
老年医疗：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医疗需求相应增长，关注慢病用药。通常来说，老年人更容易患病，中美两国数据均证明了老年群体的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而患病率上升反映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则体现为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提升。美国方面，2022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最高，为3.9%，而25岁以下人口仅为1.2%；国内方面，从总体数据上看，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也呈上升趋势，截至2022年底，医疗保健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比重达8.6%，相比2013年上升1.7个百分点。未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医疗需求必然扩大，尤其关注老年药等医疗健康消费板块机会。
慢性病相关消费需求较为稳定，老龄化背景下增长空间广阔。常见的老年慢性病有心血管疾病、肿瘤、三高等，这些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加以控制，并结合家用医疗器械等设备日常监测，因此慢性病的治疗和监测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医疗需求。慢性病治疗方面，慢性病的治疗费用相对较高，据健康界援引国家卫健委数据，目前慢性病治疗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70%以上。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用药消费预计迎来长足增长。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糖尿病用药为例，灼识咨询数据显示，2027年糖尿病用药市场规模将超1162亿元。慢性病日常监测方面，目前我国家用医疗器械渗透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以血糖仪为例，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22年我国血糖仪渗透率约为36%，发达国家91%。往后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健康检测、护理需求将日益增长，我国家用医疗器械渗透率有望提升，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华经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家用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有望达3500亿美元。
人力成本抬升背景下，其他要素投入或迎来增长。如前文分析，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已从2000年的34.7岁升至2020年的39岁。借鉴海外经验，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技术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回到我国，近年来资本投入和代表技术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步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王鹏等（2023）等学者的测算，截至2021年，资本投入、技术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5%、47.3%。伴随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望加速发展，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重点关注AI技术变革相关的投资机会。
工业自动化市场或迎来替代性增长。前文分析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呈现下滑态势，而充足、高效、专业的劳动力是保障国家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即实现工业自动化，或成为制造业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一种可能方案。而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作为工业自动化的两大核心产品，拥有广阔市场前景：①工业机器人方面，根据中国电子学会援引IFR的数据，2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或超过700亿元，预计20-24年复合增速达16%。目前来看，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相比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仍有提升空间，未来产业转型升级或催生更多自动化需求，叠加国产替代趋势延续，工业机器人市场有望持续扩容。近年来国产工业机器人份额已在逐步提升，2023年底国资品牌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占比达52%，首次超过外资品牌。②数控机床方面，中商情报网和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4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预计达4325亿元，20-24年复合增速为6%。目前对比其他海外发达国家，我国机床数控化率明显偏低，根据纽威数控招股说明书数据，2020年我国机床数控化率仅为43%，远低于日本（超过90%）、美国（超过80%）和德国（超过75%）。《中国制造 2025》战略纲领中明确提出：“2025 年中国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提升到 64%”，可见在政策支撑下，未来我国机床数控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政策扶持与技术变革双轮驱动下，我国科技制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在信息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全球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于AIPC、智能驾驶等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应对老龄化下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还能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同时，AI下游应用的加速普及或推动算力芯片等上游产业协同发展，加速半导体国产化进程。具体而言：
一是AI技术赋能下智能终端需求有望增加。当前AI技术应用正不断催生AI手机、AI PC等终端创新。随着AI手机、AI PC等终端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或将加速消费电子产品的换机周期。根据凤凰网、钛媒体援引Canalys的数据，中国大陆约有43%的用户对于AI手机有高度兴趣，该比例高于德国（9%）、印度（38%）、墨西哥（22%）和美国（15%）。IDC预计24年中国AI手机出货量为0.4亿台，27年将上升至1.5亿台、渗透率超50%。另外，AI PC或逐渐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生产力，在提供高能效和强安全性的同时，大规模实现设备个性化，并降低运行AI的负载成本。根据之家网援引Canalys的预测，2028年AI PC出货量将达2.05亿台，24-28年CAGR达44%。
二是AI在汽车等领域应用正在加速。以智能汽车为例，“车路云”应用试点加速推进，互联网企业引领产业商业化。目前北京、武汉等地“车路云一体化”示范项目已经启动，苏州、雄安、福州等多个城市也启动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招标项目备案，未来路侧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有望提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2028年我国车路协同行业市场将达到2448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研发自动驾驶技术，例如百度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根据IHS Markit预测，未来中国自动驾驶的渗透率将快速提升，25年L2以上的新车渗透率至少达到45%，30年将达到80%以上，使得居民出行更加便利。
三是算力需求爆发下上游半导体望受益。算力是AI大模型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人工智能性能的提升将增加对高性能芯片、存储器和传感器等关键半导体元件的需求。目前半导体元件的国产化率仍较低，根据SIA数据，22年我国半导体消费占全球的31%，但22年我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份额为7%。尤其是在高端芯片领域，我国对海外依存度较高，22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占芯片进口整体比重高达73%，在半导体领域有较大的国产化空间。随着政策支持和本土企业技术突破，我国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或将提速。政策端看未来财政政策或更支持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关键领域，企业端看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在芯片等关键领域正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企业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压力上升后精神寄托类消费需求随之提升，重视文娱板块相关机会。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更高赡养压力以及对于未来预期下降的压力需要释放，可能的释放包括通过旅游、养宠物等方式获得精神寄托或麻痹性消费，相应收益板块包括如下：一是文娱消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消费需求上升，年轻人或成为文娱市场主力军。以旅游市场为例，根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民旅游状况调查（2023）》，年轻群体人均出游次数最多，是目前旅游消费的主力。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预计2024年全年旅游人次超过60亿人次，我们认为老龄化背景下年轻人或增加通过旅游等文娱方式寄托精神压力，旅游等文娱产业坡长雪厚值得重视。二是宠物经济，在压力增加背景下，宠物是消费者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方式。截至2023年，我国宠物家庭渗透率约22%，近年来已逐渐提高，但相比欧洲（约46%）仍较低，未来随着压力增加背景下精神慰藉需求的增加，宠物经济规模有望进一步增长。根据艾媒网数据，预计25年该规模将达到8114亿元，20-25年CAGR为22.4%。
“性价比”或成为日常消费的核心需求。随着老龄化加深，老龄抚养比上升或加重年轻一代的赡养压力，导致其对未来消费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预期下降，因此“性价比”或成为日常消费品的核心需求。以日本为例，随着老龄化加重和经济增长停滞，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整体下降，同时私人消费持续低迷，奢侈品消费显著下降。具体来看，1989-2023年间日本私人消费增速中枢仅0.8%，占GDP比重下降；奢侈品消费方面，根据贝恩公司数据，日本全球奢侈品销售份额从2000年约27%降至2022年的7%。尽管整体消费低迷，但主打高性价比的消费企业却迅速发展，形成“第四消费时代”。例如餐饮品牌萨莉亚通过供应链管理实现成本最低化，营收增速维持高位；服装品牌优衣库提供低价、高质量的休闲服装，母公司迅销集团营收平稳增长；折扣零售公司堂吉诃德则通过低价销售临期商品，在近年日本老龄化加重、经济低迷期间取得了亮眼业绩。
我国消费也有向高性价比转变的趋势，消费行业具备结构性投资机会。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也逐渐转向高性价比，根据贝恩、BCG等公司对于中国消费者的调查报告，性价比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选择商品最重要的考量维度之一。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以拼多多为代表的高性价比商品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关注，2018年以来拼多多月活跃用户增长迅速，截至22/03，月活人数达7.5亿人，较18/06增长285%。此外，我国拥有完善的消费品供应链体系，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1.6%，为供应“性价比”消费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体而言，需求侧我国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供给侧制造业优势为高性价比产品的供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老龄化带来消费需求转化的背景下，具备高性价比的消费行业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老龄化发展趋势好于预期，养老政策发展不及预期，养老产业建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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