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10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世界，工业机器人应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围绕工业机器人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链发展壮大，而且推动了传统型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影响机制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机器，在现实经济中，工业机器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的路径复杂且不确定，工业机器人本身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资本，未来还可能演变为一种专门的生产要素，其对就业的影响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中国目前已多层级系统地构建了和谐劳动关系体系和稳就业的促进机制，能够较好地应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未来，还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统筹，使各项政策更加精准化。
从2016年机器人产业发展被写入“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机器人发展的政策。2023年1月，工信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聚焦10大应用重点领域，突破100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200个以上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应用体验中心和试验验证中心；推动各行业、各地方结合行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特色，开展“机器人+”应用创新实践。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2023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①，2022年度全球工厂中新安装工业机器人数量为553052台，同比增长5％。根据地区划分，其中亚洲占73％，欧洲占15％，美洲占10％。作为世界工业机器人规模最大的市场，我国2022年安装量达290258台，同比增长5％，刷新了2021年的纪录。从2017年以来，机器人安装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3％。
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覆盖国民经济60个行业大类、168个行业中类，已经连续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国。2022年的产量为44.31万套，同比上涨21.04%。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30.3万台，同比增长16%，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消费国，稳居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2年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率约为40%，产品主要集中在低端市场。2023年前十个月，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35万套。工业机器人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呈现出人机共融、虚实融合、智能驱动等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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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应用从两个层面对制造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工业机器人自身的研发和生产推动了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兴起与繁荣。其次，制造业企业通过广泛应用工业机器人，实现自身由传统型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又推动工业机器人自身的不断迭代升级，这样就构成了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闭环系统。
第一，工业机器人展现了现代制造业显著特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将机器人分成两大类，即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目前所说的工业机器人，体现了多学科的技术融合，是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技术于一体的自动化装备。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成套技术，集中并融合了多项学科，涉及多项技术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机器人动力学及仿真、激光加工技术、模块化程序设计、智能测量、建模加工一体化、工厂自动化以及精细物流等先进制造技术，技术综合性极强。一般工业机器人有3-6个运动自由度，自由度越高，机器人越灵活，目前已经开发出自由度达15个的双臂机器人。可见，工业机器人自身就是最典型的融合了现代技术的机电一体化、数字化装备。对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将直接带动其产业链上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
第二，工业机器人的产业链建构起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工业机器人共4大组成部分，即本体、伺服系统、减速机、控制器。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则由零部件企业、本体企业、代理商、系统集成商、最终用户构成。一般本体企业设计本体、编写软件，采购通过代理商销售给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直接面向终端客户。本体是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按照提供产品的差异区分，行业内企业可分类为单元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两类。工业机器人的下游应用领域广泛，需求千差万别。而机器人商业化的前提是产业化、规模化。单元产品供应商负责生产机器人本体，产品具有较高开放性、标准化程度高，可批量化生产。系统集成商则根据下游客户的需要，将单元产品组成可实现的生产系统，起着供需双方桥梁的作用。单元产品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础，系统集成商是机器人商业化、大规模普及的纽带。系统集成（软件集成、周边设备、系统工程等）市场规模按照国际经验是机器人本体的3-5倍。
第三，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机器人技术附加值很高，应用范围很广，作为先进制造业的支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新兴产业，对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过程实施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实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最高体现。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成套装备是制造、安装、检测、物流等生产环节的关键设备，广泛应用于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金属及机械、轨道交通、低压电器、电气、食品、制药、冶金及印刷出版等众多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是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具备精细制造、精细加工以及柔性生产等技术特点，是继动力机械、计算机之后，出现的全面延伸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新一代生产工具，是实现生产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的重要手段。
从机器到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影响研究的发展。从机器出现在人类的生产中开始，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围绕着机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做了长期连续的研究。古典经济学派中以亚当斯密、萨伊、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为代表，揭示了机器革命初期对劳动力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制度原因。其中，以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中对“机器和大工业”的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刻，指出机器大生产的技术进步表面上是机器与工人对工作岗位的争夺，实质上是由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这一思想对当前在日趋智能化的社会中，深刻理解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所造成的就业冲击的内在原因，并推动制定有效的就业政策、实现就业再平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到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以后的时期，主流的研究一般是以技术进步为切入点，研究方法和模型不断改进，研究对象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逐渐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研究内容上也在不断充实和创新，从传统的机器发展到现代的自动化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不仅考察了技术进步、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的破坏效应和补偿效应，还考察了技术进步、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结构、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
但是，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影响机制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机器，如何将工业机器人科学合理地引入到模型中，一直是个难点。在现实经济中，工业机器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的路径复杂且不确定，工业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本身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资本，未来还可能演变为一种专门的生产要素，其对就业的影响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机器人将快速迭代，更加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冲击。因此需要我们密切跟踪，不断深化研究。
对“机器换人”实地调查的研究。在针对东莞、佛山等地传统工厂实施“机器换人”改造的实际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机器换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比人工，机器人改造后简化了生产工艺流程，降低了操作难度和强度。二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是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的重要原因。三是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智能机器生产不仅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四是工业机器人生产不仅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直接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平均能耗，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机器换人”对就业的综合影响较为复杂：第一，从调研数据来看，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的替代作用大于对就业的创造作用，主要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失业人数中低学历的占比较高。第二，机器人使用的同时会创造新岗位，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增加的新岗位数远不及被替代的岗位数。“机器换人”过程中并未出现规模性失业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部分工人参与转岗培训，同时新经济业态也吸纳了部分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另外，部分外来务工者返乡就业也缓解了“机器换人”给当地造成的就业压力。
工业机器人替代对就业影响的行业和劳动结构差异性分析。我们从行业差异、技能差异、性别差异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特征：一是从行业层面分析，工业机器人安装使用量较大的重点行业，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的。无论从制造业外部的门类还是制造业内部的大类看，工业机器人对就业都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水电气、电子、汽车等行业。二是从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者角度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有显著的负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存在一定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在中国，工业机器人主要替代的是低技能的劳动者。三是从工业机器人对男、女不同性别劳动者影响差异的角度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男、女劳动者的就业均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其中对男性劳动者的影响更大，是对女性影响水平的4倍。结合技能差异和男女性别差异的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替代的主要是低技能的男性劳动者，这一研究结论与实地调研结果具有一致性。
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分析。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影响的跨省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一是机器人使用密度较高的地区对就业总量和低技能劳动冲击效应明显，对高技能劳动影响不显著，但在机器人密度较低的地区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二是高技术复杂度的机器人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低技术复杂度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不大。并且在机器人密度高的地区两种类型技术复杂度的机器人对就业均有抑制作用。在密度低的地区，高技术复杂度的机器人对就业有抑制作用，低技术复杂度的机器人对就业有促进作用。三是要素扭曲度将影响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的就业替代效应。在要素扭曲度较高的省份，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大，而在要素扭曲度较低的省份地区，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动态模拟及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构建模拟中国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技术进步将会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机器人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存在差异，而且由于工业机器人迭代更新加快，针对不同类型工业机器人的影响应区别研究。在进一步考察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机器人引起就业冲击的调控效果时可以发现，短期内财政支持政策对稳定就业市场有促进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也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稳定就业无效，只可作为短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因此在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需要统筹考虑短期与长期效果，制定最佳的政策。
当前，随着各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替代人类劳动力的趋势比以往任何一项技术进步（包括早期工业机器人）所造成的冲击都要显著。尤其是类人智能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具身化”人形机器人的出现，更加重了社会对就业的担忧。对此，我们可以从劳动关系角度进一步研究实现就业再平衡的内在动因。
人类社会的劳动关系形成。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②从法律意义上看，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劳动关系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劳动关系的演进历程囊括了生产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多个方面，与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连。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劳动关系形成的基础、决定因素和呈现的特征都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就决定了导致失业的根由、面对失业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手段也会有着较大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资本家的支配下，雇佣劳动者必须为得到生计而无条件地出卖自己的劳动，而资本家则获得了剥削的大量财富。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劳动关系的主体相互不协调时就会导致罢工。
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而与之相应的劳动关系亦随之发生了改变。其主要特征：一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构建起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解决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路径需要摆脱西方由劳资双方解决的完全市场逻辑，在国家层面统筹各方力量进行谋划，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劳动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经验。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宣示，同时也是我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遇到问题的基础。三是使劳资双方和谐相处，互利共赢，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党为了一党之私利，使劳动者利益与企业利益选票化和对立化有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企业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冲击时，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逻辑和路径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劳动关系。在人类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发展如火如荼，人类生产力水平极有可能又面临一次革命性的提升。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势必将随之而发生改变，新型的劳动关系也可能会相伴而生。
基于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发展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③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持失业人口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所必须，这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如果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并引发大规模技术性失业时，资本家也并不会为减少社会就业压力，而多雇佣任何劳动者，这和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劳动关系这一基本理念是不一致的。因此，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背景下，需要一种新型劳动关系，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一方面能使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也能扩展新的就业空间，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近几年我国的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数量也呈快速增长，产生了新的就业形态。根据《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的不完全统计，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在2021年为中国创造了约2.4亿就业机会，占当年中国适龄劳动力的约27%。④国务院总理李强2023年7月12日在平台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平台经济大有可为”“维护平台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努力扩大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平台经济所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目前虽然我们还只将其界定为新就业形态，但这一新形态所内含劳动者与资方的复杂关系，能否构成新的劳动关系，是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
和谐劳动关系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对就业冲击中的再平衡调节作用。西方经济学者曾提出一系列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这些理论虽然解释了不同时期失业产生的原因，也给执政者提出政策建议，但是当这些建议与当政者私利和资本家的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往往难以发挥作用。新技术推动生产力提升、生产方式变革，将导致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新的劳动关系其实也会随之而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缓解技术进步与传统就业岗位之间矛盾和协调劳资关系矛盾方面彰显出巨大优势。《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以及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要求制定的贯彻落实的实施方案都是在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下，应对就业冲击、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积极有效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因此，在大力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升级的同时，要统筹实施就业促进计划。
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工业机器人替代的战略。第一，因地制宜推进机器人替代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目标和就业结构都存在差异，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现实需要也存在不平衡。因此，不同地区应该考虑稳步推进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可以鼓励加快实施机器人换人计划；对于内地省份，政府可采取分类规划实施的策略，有促有限。第二，内陆人口大省积极融入机器人制造的产业链。在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的同时，在机器人高密度地区要健全就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新就业市场作用，扩大就业的广度。对工业机器人低密度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应盲目效仿东部地区，要结合地区优势，可借助东部地区成熟的技术，融入机器人产业链，吸纳中低端劳动力就业。第三，大力发展和完善要素市场，健全人才流动体系。政府制定“机器换人”政策时，需要考虑要素市场扭曲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要素市场扭曲度较高的地区，为了缓解这种破坏效应，需要充分评估这一冲击的效果，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体系，以适应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针对重点行业的工业机器人改造提前谋划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首先，高度重视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细分行业引起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现代多功能工业机器人集精密化、柔性化和智能化的优势将极大拓宽传统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使各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带动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影响了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其次，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降低“机器换人”的冲击。针对结构性就业问题，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避免机器人冲击低技能劳动者而造成大量失业，不断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要大力支持职工在岗培训、转岗技能培训等，促使劳动者实现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此外，完善好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人群提供兜底政策；同时建立和完善劳动者权益维护平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为失业人群搭建就业信息共享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劳动者求职成本。最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承接制造业升级引起的结构性就业转移。第三产业的用工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巨大的就业蓄水池，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对低技能劳动者进行职业再培训，提升职业技能，以实现从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建设以人为本的工业机器人替代发展保障体系。其一，系统构建多层级和谐劳动关系体系。一方面可以较好缓解直接冲击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不断扩大新的就业空间。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期望仅仅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就业矛盾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构建起内在的和谐的劳动协商机制，从理论上看，可以摆脱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外部冲击影响。但是在实践中，还需要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统筹，使各项政策更加精准。其二，优化应对工业机器人替代的再培训与培训前置化相结合就业促进制度。增强适应性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技能升级，使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用工需求结构相适应。前置化有关技能培训，在应用型大专院校或研究型大学的相关专业开展技能训练。实施“新工匠”发展战略，培养人机协同的高技能人才。其三，构建协同高效的就业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发挥“新就业市场”功能，应对包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冲击就业，以及其他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大面积就业问题的基础。要着手重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就业政策体系，使积极就业政策发挥实效，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总之，要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与社会保障协同发展的体系。形成以广大人民利益为核心、技术进步与高质量就业齐头并进的新机制。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工业机器人替代与我国就业市场的失衡和再平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AJY007）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2WKYXZD007）阶段性成果】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6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8-729页。
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2023年。